1.5万字实录，读懂影响力评估及其初心｜影响力慈善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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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慈善研究院

中国慈善家 · 2024-04-18

　　4月12日下午，《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举办第20期影响力慈善沙龙，主题为“回到初心：慈善影响力及其评估”。

　　2022年3月成立的影响力慈善研究院首创并倡导“影响力慈善”：慈善影响力，作为慈善活动给社会带来的长期的、大规模的和深刻的正向变革，是慈善活动最高层面的成果。国际上“影响力”(impact)已是慈善公益界常见的高频词，但经典的实践和项目并不多见。

　　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发起的解决中南美洲饥饿问题的“绿色革命”，盖茨基金会在非洲消灭疟疾的努力，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营养午餐”项目等是实现慈善影响力的重要案例。如何理解和推动慈善影响力的理念和实践，实现慈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业内越来越受到关注的重要议题。

　　影响力评估可以从直接、间接及成果归因等层面提供慈善影响力被证实的证据，是呈现和衡量慈善高层次成果的重要手段。但影响力的评估又是对技术、成本等各方面要求极高的慈善管理行为。因此，如何在理解“慈善影响力”内涵的基础上，科学评估其实际成效和深远影响，一直是慈善行业努力探索和推广的课题。

　　本次沙龙主张回到“慈善公益事业解决社会问题”的初心，聚焦慈善影响力及其评估的理论和实践，从慈善影响力的概念、内涵和本质出发，探讨在行业内建立“影响力”视角、推动“慈善影响力”的可能性和挑战。

　　以下是按主题演讲、圆桌对话和开放讨论三个环节顺序整理的沙龙实录。

　　(本文共计约1.5万字，阅读时长15分钟。)

　　嘉宾名单

　　史耀疆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CEEE)所长

　　袁瑞军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刘程程公益行业评估支持平台负责人

　　于秀红马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李海市蔡崇信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俞建拖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张红岩深德战略咨询创始人李涛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

　　谢琼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民生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林奕谷北京京益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执行秘书长

　　冯凌华民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北京义德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执行秘书长

　　王浩招商银行总行私人银行部家族办公室税务及慈善顾问

　　许馨予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副主任

　　李劲《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首席专家

　　曾晶《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首席专家

　　《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首席专家李劲代表研究院，首先作《我们如何理解影响力》的专家引谈。

　　他指出，“影响力”在慈善活动中属于最高层面的成果，代表着长期的、大规模的、机制性的正向变革。他强调，慈善影响力并非品牌影响力或影响他人的能力，而是指慈善活动所带来的实质性改变。慈善活动应以成果为导向，追求的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长期效果，而不仅仅是短期的产出或表面的好看。如果长期大规模的慈善投入没有获得显著成效，那么谁应该被问责。

　　在谈到影响力评估时，李劲提到了不同评估思路和维度，并强调了证据等级的重要性。他呼吁慈善家和慈善组织能回归到做慈善的初心，即为了获得实质性成果，而非仅仅为了花钱，并希望活动当中的讨论能引发对未来慈善影响力的更多期待和思考。

主题演讲环节

　　史耀疆：影响评估是确保政策有效性和项目成功的关键环节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CEEE)所长史耀疆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CEEE)所长史耀疆作《慈善影响力及影响评估的概念和方法：经济学的视角》主旨演讲，围绕影响评估的基本方法、来源以及在中国的实践经验，对影响评估进行剖析和阐述。

　　史耀疆首先介绍了影响评估的基本方法，指出其最早来源于医学领域的随机双盲对照研究经验。他详细解释了医学领域证据等级的金字塔结构，从最低等级的体外实验到最高等级的随机双盲实验，逐步揭示了影响评估方法的演进过程。

　　他还提到系统文献综述的方法，即将全球范围内所有高等级证据进行再比较、再实验、再对照，以确定最佳的成本效益和产出。

　　在社会科学领域，虽然证据等级金字塔与医学领域有所不同，但同样强调实证性和严格性。他特别提到了准实验、断点回归方法、变量方法、匹配方法以及差分方法等高等级证据的研究方法。他强调，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等级证据也是随机干预实验，即通过对照反事实来评估项目的真正影响力。

　　史耀疆接着分享了在中国进行影响评估的实践经验。他指出，当前很多社会组织的评估结果，如4A、5A等，实际上并非真正的影响力评估，而是准入条件的评估。这些评估更多关注投入了多少资金、项目让多少孩子受益、建设了多少学校等投入性指标，而非真正的教育影响力评估。

　　他强调，真正的影响力评估应该关注项目的初心和目标是否实现，以及实现程度有多大。以营养午餐项目为例，指出评估的重点应在于孩子的身体发育改善情况，而非午餐的形式本身。然而在中国，许多项目虽然投入巨大资金，却缺乏严格的评估机制。

　　史耀疆进一步提到，新型合作医疗、教师绩效工资以及免费师范生等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会福祉和教育状况，但由于缺乏科学的影响评估，我们无法准确了解这些政策的具体效果和产出。因此，他呼吁在进行政策制定和项目实施时，应更加注重科学的影响评估，以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政策目标的实现。

　　史耀疆展望了影响评估的未来发展方向，他强调，影响评估是确保政策有效性和项目成功的关键环节，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和加强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实践。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影响评估方法也将不断更新和完善。未来的影响评估将更加注重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以及评估结果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同时，跨学科的合作与交流也将成为推动影响评估发展的重要动力。“要治这个社会的病，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把这个病治好了多少，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史耀疆说。

　　袁瑞军：社会影响力测评将在未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袁瑞军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袁瑞军带来《影响力测量的多维视角：维度、层面与价值观》主旨演讲，围绕“社会影响力测评”这一核心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了社会影响力的测评维度、现状及思维度。

　　袁瑞军对社会影响力测评的维度进行了界定，她提出，社会影响力测评主要回答的是“测什么”的问题，即我们需要明确测评的对象和范围。社会影响力可以广义地理解为包括慈善、公益在内的社会组织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她将测评对象定位于所有组织，包括政府以外的各类组织，如追求商业价值的公司、追求社会价值的NPO组织，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价值组织等。

　　袁瑞军分析了当前社会影响力测评的现状，她提到，近年来社会影响力测评的兴起速度非常快，尤其是在ESG(环境、社会和治理)这一领域。ESG作为CSR(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量化指标，已经成为企业追求社会价值的重要标准。

　　然而，尽管ESG在国内已经变得耳熟能详，但在实际操作中尚未形成统一的、被广泛接受的标准体系。不同机构对于ESG的测量指标存在很大差异，从一级到三级指标都有不同的序列和数量。此外她还提到，全球范围内有数百个有影响力的ESG排名、指数和大奖，每一种都有各自独特的测量方法和标准，这使得社会影响力测评的维度变得非常丰富和复杂。

　　在此基础上，袁瑞军进一步阐述了社会影响力测评的思维度。她认为，尽管ESG等社会影响力测评方法具有丰富性，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需要关注其重合度和有效性。她指出，尽管不同机构的测量指标存在差异，但许多指标之间存在重合，这需要我们进行筛选和整合，以形成更具代表性的测评体系。她强调，社会影响力测评不仅仅是对数据的收集和整理，更重要的是对数据的解读和分析，以揭示出社会影响力的内在规律和机制。

　　袁瑞军认为，随着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社会影响力测评将在未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呼吁各界人士加强合作，共同推动社会影响力测评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刘程程：公益评估需要进入效果和影响力的轨道

公益行业评估支持平台负责人刘程程

　　公益行业评估支持平台负责人刘程程作《国内公益评估(含影响力评估)现状扫描》主旨演讲。

　　她介绍，公益评估在实际操作中有四个主要场景。一是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由政府主导，第三方机构执行，主要目标是监管和合规运作；二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第三方评估，同样由政府或相关部门主导，第三方机构执行，主要目标是问责和过程管理；三是资助者发起的评估，理想情况下，资助者希望了解资金的使用情况，评估内容主要包括公信力、成效和影响力；四是执行机构发起的项目评估，以学习改进为目标，关注项目模式、技术方法和成效。

　　在回顾国内公益评估的发展历程时，刘程程指出，自二十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机构的资助和评估模式逐渐引入中国。1997年，中国青基会率先对希望工程进行了正式、完整的第三方评估。此后，一系列大型项目如“母亲水窖”等也开始进行相关评估。近年来，随着《慈善法》的出台和互联网公开募捐的兴起，公益评估也在不断扩大和增加。

　　刘程程也坦言，国内公益评估的发展尚处于初期，相关的研究与信息公开甚是缺乏。

　　首先，相关的文献综述、实证研究或数据统计非常少，因此无法全面了解我国公益评估的全貌。其次，评估报告的公开和行业学习匮乏，例如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基金会中，只有少数公布了项目评估报告，而全国范围内的完整评估报告数量更为有限。这使得我们难以评估公益投入的效果、价值和影响，更难以基于评估来进行行业学习，提升公益项目的运作能力。当前我国公益项目的成长阶段与专业的评估供给能力不足也是制约发展的因素之一。

　　面对这样的现状，刘程程指出，公益评估应更加注重专业技术、实际效果和影响力，而不仅仅是合规性和流程。同时也需要更多专业机构和人才投入到公益评估事业中，提高评估的水平和质量。同时，呼吁加强公益评估的宣传和推广，提高社会各界对公益评估的认知度、认可度和参与度。

　　刘程程强调，公益评估是推动公益事业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希望通过本次演讲能够引起更多人对公益评估的关注和重视，共同为公益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圆桌讨论环节

讨论主题：如何让慈善影响力梦想成真？

　　在主题为《如何让慈善影响力梦想成真》的圆桌讨论环节，李劲对话马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于秀红，蔡崇信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海市，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俞建拖，深德战略咨询创始人张红岩，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李涛，共同探讨影响力在慈善领域中的理解和实践。

　　问题一：利益相关方如何理解“影响力”？

　　李涛：“影响力”要通过慈善服务被感知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李涛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李涛介绍，通过询问多个地方的协作者，他发现人们对慈善影响力的理解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在公益领域工作了较长时间，也频繁参与各类论坛，但对于慈善影响力的具体定义却表述不清。这类人的特点是在这个领域内有着深厚的经验，然而由于信息过多、过于复杂，他们对于慈善和公益的核心概念存在一定混淆。

　　第二类是专注于实务的一线行动者。他们认为，慈善影响力是通过慈善服务能够被个人、家庭、社区以及整个社会所感知，并能推动积极改变的力量。这些人通常非常专注且务实，他们的工作效果往往也非常显著。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很少有人参与论坛或理论讨论，更多地是投身于实际的公益活动中。

　　还有一类是服务对象，他们大多数人对此表示不太清楚，其中有几人提到了捐款和水滴筹等筹款平台，认为这些活动可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李涛表示，慈善影响力这一概念似乎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话语相去甚远，表明在公益慈善领域仍需加强对于核心概念的普及和传播，以便更多人理解和参与慈善活动，共同推动社会进步。

　　张红岩：影响力评估应前置到战略层面

深德战略咨询创始人张红岩

　　深德战略咨询创始人张红岩指出，在服务过的众多机构中，对于慈善影响力的理解主要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公募基金会更倾向于围绕政府改变来开展工作，这与史耀疆教授的观点相呼应，即找到问题设计的点，常围绕政策改变进行；二是个人基金会、家族基金会和企业基金会等相对独立的资金，他们的项目设计并非一定围绕政策改变，而更多地是从下到上，通过实际行动来增强社会信心，唤醒公众意识，这些资金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价值。

　　张红岩提到，慈善影响力的评估应该前置到战略层面。在进行影响力评估之前，必须明确机构的使命、价值观和战略目标。只有当这些基础元素清晰明确时，才能有效地聚焦特定领域，设定明确的目标和实现路径，进而选择合适的干预手段。因此，希望将影响力评估与机构的战略规划紧密相连，以确保评估工作更加有的放矢。

　　俞建拖：“影响力”是有目的的行动带来可归因的变化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俞建拖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俞建拖介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采取循证决策的方法，确保所支持的项目和政策建议都基于严谨的研究和证据。在介绍基金会的工作时，俞建拖提到了多个具有显著公益特性的项目，如“校园午餐”、“山村幼儿园计划”等，这些项目旨在改善农村地区儿童的生活和教育环境。

　　为了确保这些项目的有效性和影响力，基金会与哈佛、芝加哥大学等知名学术机构以及国内的北师大、北京大学等科研机构进行了广泛合作，共同进行项目的影响力评估评价。

　　在谈到全球公益慈善领域的发展趋势时，俞建拖认为有三个重要的变化值得关注：一是影响力慈善的崛起，它强调公益活动的实际效果和社会影响；二是战略慈善或战略公益的兴起，它注重公益活动的长期规划和战略目标；三是有限期限的公益概念的提出，这与传统的无限期公益机构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讨论“影响力”这一概念时，俞建拖强调，“影响力”并非简单地影响他人或产生某种效果，而是指有目的的行动带来的可归因的变化。他认为，如果将影响力的定义过于狭隘地理解为必须带来机制性和永久性变化，那么可能会限制影响力慈善的潜力和发展空间。因此，他提倡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理解影响力，即任何有目的、可归因的变化都可以被视为影响力的一种体现。

　　李海市：以体树人，探索慈善影响力的实践与挑战

蔡崇信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海市

　　蔡崇信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海市介绍，他们基金会所做的项目主要关注一线实际改变的事情。

　　在谈到慈善影响力的概念时，李海市表示他们基金会更多地关注“以体树人”的影响力。他解释说，他们基金会的项目是体育教育，主要针对青少年进行，因此“以体树人”的理念和策略能够让更多公众和社会接受，甚至转化为实际行动，这是与慈善影响力相似但更为具体的表达方式。

　　李海市还提到了慈善的产出、成效和影响三个维度，并表示他们基金会在进行项目评估时也注重这些方面的监测。然而，在实践过程中，他们也面临如何界定成效和影响力的挑战。

　　有些项目的成效可以明确界定为因果性，但大部分教育工作的成效可能更多地表现为相关性，因此严格界定因果性难度较大。尽管如此，大家在概念层面上非常认同慈善公益项目应该朝着评估影响力的方向发展。

　　于秀红：项目初期引入评估，确�？蒲�、有效推进

马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于秀红

　　马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于秀红表示，尽管SRI(社会责任投资)概念在很多地方已经被广泛接受和实践，但在公益领域，对此概念的理解和应用还不尽相同。

　　于秀红说，马云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马基会”)在项目设计之初，就将评估机制纳入其中，评估前置的方式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确保项目活动设计和目标之间的逻辑关系，在多团队合作的情况下，能促使项目达到更好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于秀红说在教育项目中，评估尤为重要，因为教育项目的实施和结果直接关系到孩子的成长和发展。马基会在教育公益项目的推进中，会与多个专业教育团队紧密合作，进行科学严谨的项目设计和全链路评估，以确保项目高效而精准，也为未来的进一步推广奠定了基础。

　　于秀红说，对于很多社会组织来说，重视项目评估，引入科学评估机制，客观地评价项目的实际效果会对公益资金使用成效和影响力提升有很大的助力。

　　问题二：机构如何推动产生具有影响力的慈善成果？

　　李涛：综合性服务推动解决农民工问题

　　李涛介绍了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关注的领域——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推动农民工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唤醒这个群体的自主意识，提高他们的参与度，同时推动外部环境的改变，包括政策环境的调整以及促进城乡融合和公众的接纳。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机构设计了一个综合性的服务体系，不仅为农民工解决生活和工作中的实际困难，还在这一过程中培养他们的参与能力和社会责任感。通过近20年的努力，已经服务了超过140万人，成功培养了6万多名志愿者以及一批专业持证的社会工作者。

　　在服务的过程中，他们还开展了500多个与服务紧密相关的项目，通过对这些项目进行研究，研究成果不仅用于推动政策的改进，还为其他行业提供了专业支持和经验借鉴。

　　李涛举例，他们注意到农民工在适应城市生活方面存在困难，于是组织农民工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并据此编写了《农民工城市生活资助手册》。在推广这一方法的过程中，他们意识到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政策的支持。因此，机构与民政部合作，进行了关于社会工作人才服务农民工问题的课题研究，最终促成了民政部发布《关于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指导意见》的政策文件。

　　在谈到专业支持时，李涛强调了分享和开源的重要性�；雇ü诤诺惹拦惴悍窒硭堑氖滴窬�，旨在帮助更多的人。同时，他们也非常重视遵循社会工作的专业标准和能力要求，在每个服务项目中都坚持进行全流程的评估，确保服务对象的利益最大化，组织得到持续发展，并对专业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张红岩：影响力评估时应明确目标和各方责任

　　张红岩强调，在进行影响力评估时，应首先明确项目的具体目标和目的，包括是旨在推动新政策的出台，还是促使政府关注某个特定问题，亦或是协助政府实现已确定的大目标，解决政策落地过程中的手法和路径设计问题。对于一些政府可能视为“小众事件”的问题，如早期的农民工问题，也需要给予关注。

　　他指出，在进行影响力评估和分类时，还应明确各方在不同类型项目中所应担当的责任。不同类型的基金会，如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以及个人基金会，在项目选题上应承担不同责任。公募基金会可能更适合在政策落地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而个人基金会则可以更有担当地揭示政府和社会未来可能面临的迫切需求，即使这些需求在当前可能还被视为小众事件。

　　俞建拖：机构不论规模，均应以影响力为核心导向

　　俞建拖指出，对于公益慈善机构而言，无论规模大小，影响力都应是其核心导向。公益慈善机构的使命就是通过自身行动，力求为社会带来正向、积极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就需要机构以明确的目标和行动计划，去针对性地解决社会问题。

　　俞建拖认为，对于一些直接的社会改变，其影响力的测量可能相对简单，然而对于更深层次、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则可能需要借助更复杂的工具和维度来进行评估。他以“母亲水窖”行动为例，该行动在缺水地区建造水窖，为当地居民提供了稳定的饮用水源。这一行动的直接影响是解决了居民的饮水问题，但其进一步的影响可能包括改善居民健康状况、提高儿童受教育水平等。因此在评估此类行动的影响力时，需要考虑到多个维度和层次。

　　此外，在中国贫困地区学校提供营养餐的社会实验结果显示，提供学校营养餐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成功促使政府投入了60亿元资金用于改善全国范围内的学校营养餐。因此，公益慈善机构以影响力为导向，通过实证研究和政策参与，能够推动社会的积极改变。

　　李海市：慈善影响力提升需动态完善策略和机制

　　李海市认为，慈善影响力的提升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调研和完善项目干预策略和机制。

　　李海市分享了其所在基金会关注青少年体育教育领域的经验和做法。当前青少年近视率、肥胖率和心理脆弱性爆发率高企，这背后的原因包括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传统社会对体育的误解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们进行了大量调研和摸索，发现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让孩子拥有更多高质量的运动时间。

　　他们尝试在学校中延长孩子的运动时间，并摸索出了一种可持续的模式：让非体育老师也能参与体育教学。通过培训，语文老师、数学老师等也可以带领孩子进行体育活动，这不仅解决了体育老师短缺的问题，还大幅改善了师生关系。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他们注重正向反馈机制的建立，这让他们能够持续地从服务对象和利益相关方那里获得正式的回应，从而增强对项目的信心。通过抓住核心指标如体质、学业成绩、心理健康等进行量化评估，以确保项目有成效。

　　于秀红：结合主客观数据，强化影响力评估

　　于秀红说：尽管很多人已经认识到慈善影响力评估的重要性，可为什么实际进行此类评估的机构却并不多呢？找到不做的原因将有助于推动更多机构参与慈善影响力评估。

　　评估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个报告或者一个评分，有很多机构在实施慈善项目时都会进行大量前期调研，并根据调研结果设计解决方案，然而，项目执行后的反馈往往局限于受益人的主观感受和对项目的进展监测。而真正的慈善影响力评估是结合了受益人的主观反馈和客观数据指标来共同呈现的一个项目效果。

　　例如，在衡量一个教育类慈善项目的效果时，除了收集受益教师和学生的感受外，还需要考察体现学生变化的客观数据、教师专业水平提高等硬性指标，这样才能更全面、准确地评估项目的实际效果和影响。虽然做影响力评估也可能面临如资金和资源限制等挑战，但有意愿真想去做是第一位的，想做才能找到办法。

　　于秀红也希望影响力研究院发挥专业能力和优势，为整个慈善行业提供更科学、更实用的评估方法和工具，推动整个慈善行业朝着更加透明、高效和有影响力的方向发展。

《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首席专家李劲主持圆桌对话

　　问题三：推进影响力评估需应对怎样的挑战，应对策略又有哪些？

　　张红岩：倡导服务“产品化”评估，注重用户需求

　　张红岩将社工服务、营养午餐、体育课和家长理念改变等视为四种“产品”，建议从产品化的思维来考虑评估工作。他认为这些“产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长期见效的，如素质教育，需要较长时间才能看到效果；另一类是短期内就能看到效果的，如营养午餐和服务。

　　张红岩强调评估与产品紧密结合的重要性，评估不应被视为一个终点，而应是一个逗号或冒号，应与产品的设计方、生产方紧密合作，以改进产品和服务为目标。对于短期见效的产品，评估应快速、灵活地在过程中配合产品制造方；对于长期见效的产品，则需要在最初就建立好评估模型和工具，并长期坚持执行。

　　李涛：评估应简单易行，不给社会组织带来沉重负担

　　李涛指出，资金和人才的匮乏是公益慈善组织普遍面临的问题，他甚至接到过其他机构人员的求助，反映出基层公益慈善组织的困境和从业者的心理压力。

　　李涛呼吁，政府应积极倡导并制定有利于公益慈善组织发展的政策，保持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确保购买服务形成制度，从而为公益慈善组织提供稳定支持。

　　李涛指出，许多基金会声称资金不是问题，但实际上并未给予公益机构足够资助。他呼吁基金会应从运作型向资助型转变，更多地支持基层组织和创新项目，以促进整个公益慈善共同体的繁荣。

　　在谈及评估机构时，李涛认为，评估应该是简单易行、不给社会组织带来沉重负担的。评估的目的应该是帮助社会组织成长，而不是成为他们的负担。他提倡将评估技术转化为社会组织的内在能力，使他们能够自我评估和改进。

　　李涛建议，媒体平台应转变叙事方式，将复杂的公益慈善理念和价值观以老百姓易于理解的方式传播出去，只有将精英话语转化为大众语言，才能更好地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广泛发展。

　　俞建拖：理性对待影响力评估，争取政府和企业的支持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俞建拖指出，影响力评估主要面临两个困难：一是如何进行评估，二是如何放大影响力。评估工作是有成本和技术要求的，因此需要理性对待，并不是所有机构都能承受得起同样的评估方式。他提倡政府、学术机构和基金会等公共机构应提供更多基础设施和技术支持来促进评估工作的开展。

　　俞建拖呼吁慈善机构要更具雄心、更加开放，不能仅在慈善圈子内自娱自乐或自我感动。慈善机构需要从思想方法上做出改变，积极、大胆地争取政府和企业的支持，以便更有效地利用公共和私人资源解决社会问题�！耙迪指谋渖缁岬谋Ц�，就需要瞄准并说服政府和企业，因为这两者掌握了社会中最大的可动用资源”，俞建拖说。

开放讨论环节

　　谢琼：慈善影响力评估应警惕目标模糊化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民生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谢琼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民生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谢琼指出，慈善影响力是多面的、复杂的，不仅体现在对服务对象的帮助上，还涉及到对服务对象的延伸对象、资助者、执行方以及公众的影响。这种影响力有多种形式，包括近期的和远期的、表面的和深层的、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以及可测量的和难以量化的等等。

　　在谈到慈善影响力评估的目的时，谢琼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探讨慈善影响力，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影响政策制定，还是为了筹款，或是为了完善评估环节？她指出，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让慈善走得更远、更好，如何真正发挥出慈善的影响力。

　　针对当前慈善行业存在的问题，谢琼着重提到了慈善影响力目标的模糊化现象。她表示，许多慈善组织和慈善项目在设立之初都有明确的目标，但是随着项目的推进，这些目标可能会被逐渐遗忘或模糊化。这种目标的模糊化不仅会影响慈善项目的执行效果，还会阻碍慈善影响力的释放。因此，她呼吁大家要时刻牢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不断反思和调整慈善项目的执行方向和机构的发展方向。

　　谢琼认为，尽管近年来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其中，理论研究的欠缺是一个重要原因，需要从根本上梳理清楚我们做事情的真正目标和原因，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结合，以推动慈善行业的持续发展。

　　史耀疆：影响力评估缺失有六大原因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CEEE)所长史耀疆

　　史耀疆在发言中探讨了当前中国公益和慈善组织在影响力评估方面的缺失，并详细分析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六大原因。

　　首先是资金问题。很多组织认为进行影响力评估需要额外的资金投入，因而对此持保留态度。然而从长远来看，进行影响力评估实际上是节约资金的有效方式。通过评估，可以确保项目的实际效果，避免在无效或低效项目上浪费资源。

　　其次是时间因素。由于很多项目需要在短时间内看到成果，因此往往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详尽的影响力评估。但是，真正有意义的社会创新项目需要时间来验证其效果，急于求成只会导致短视的决策。

　　第三，有些基金会或组织认为他们的项目具有独特性，无法进行对照组实验等传统的评估方式。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来评估项目的影响力，如断点回归或使用变量来识别影响。

　　第四，某些项目的特定条件可能确实不允许进行传统的影响力评估。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无法评估，而是需要更灵活地运用评估方法。

　　第五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观念，即有些人认为他们在其他领域的成功经验可以直接应用于慈善项目，从而忽视了进行具体项目影响力评估的重要性。

　　六是价值观，追求短期利益，好大喜功，并不考虑这个慈善项目到底为项目对象带来了多大程度的改变，只关注“排行榜”上有什么位置。

　　史耀疆强调，只有通过严格的影响力评估，才能提供可靠的证据来支持项目的有效性，并让其他组织从项目中学习和借鉴。尽管公益组织的力量有限，但通过进行影响力评估并提供有力证据，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参考。这样不仅可以让更多人受益，还可以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许馨予：干预措施的稳定性是影响评估的最大挑战

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副主任许馨予

　　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副主任许馨予介绍了在进行影响力评估时遇到的挑战，尤其是确定干预措施(X)和预期效果(Y)的难度。她提到，尽管许多机构希望进行影响评估，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常常无法明确地确定干预措施(X)是什么，进而也无法准确地衡量预期效果(Y)。

　　许馨予通过两个实例进一步阐释了这一问题。在家访员给婴幼儿提供指导的项目中，由于每个家访员的执行方式差异很大，导致干预措施(X)本身就不稳定，因此难以确定其对应的效果(Y)。

　　另一个是她自己参与的基层一线残疾人工作者的赋能项目。最初，他们设计了一套培训作为干预措施(X)，但在实施过程中发现接受度很低。后来，他们通过与工作人员建立信任关系，并根据实际需求调整培训内容，才取得了更好的效果。

　　许馨予指出，我们常说的干预措施(X)并不是项目设计的内容直接落地执行就能产生有效解决方案的。在现实情况中，项目会遇到各种问题，需要自主探索和调整，最终形成的才是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干预措施(X)。她强调，过于严密的项目设计和执行可能会限制这种自主探索的空间，导致产出没有效果。

　　最后，许馨予呼吁给一线组织和探索者更大的空间去自主探索和调整项目模式，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并产生实际效果。她认为干预措施(X)的值不是简单的0或1的变量，而是一个可能性区间，具有很大的可变性。

　　冯凌：呼吁经济适用型评估方法，满足中小机构需求

华民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北京义德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执行秘书长冯凌

　　华民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北京义德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执行秘书长冯凌认为，评估工作往往是一个逐渐缩小包围圈、逐渐接近正确结论的过程。冯凌提到，她曾经参与了对某教育基金会的评估，并发现测量其干预有效性的工具、具体评估可能都有待打磨。

　　因此，她们尝试将干预切分得更小，重新设计评估工具，并逐步破解项目。这个过程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成本，包括用了7年时间设计和改进量表，并且已经修改了四版。

　　冯凌谈到了评估报告中的沟通问题，她曾为了坚持自己的结论与一个国际机构进行了一个星期的争论。作为专业的评估方，每一个建议都会带来后续的代价，因此沟通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此外，随着互联网公司进入教育领域，评估工作面临更大挑战，因为互联网公司关注的是短期效果，而教育的影响往往需要2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显现。

　　冯凌认为，对于很多中小机构来说，他们更关心评估，并愿意投入资源。然而，目前很多大规模的投入和项目往往没有进行影响力评估，这是不可想象的。她提出了一个问题：面对大项目，是因为项目太大而不能评还是不敢评？中小机构对于评估的关心与投入，与大项目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冯凌呼吁评估行业需要更多的经济适用型评估方法，以满足中小机构的需求。评估者需要重新定义所处阶段以及细分需求，以提供更符合实际情况的咨询和评估服务。

　　林奕谷：评估标准制定要避免“影响力漂洗”，也要避免门槛太高

北京京益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执行秘书长林奕谷

　　北京京益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执行秘书长林奕谷在发言中分享了她基于影响力投资的视角，对于“影响力衡量和管理”(IMM)议题的研究洞察。她提到，IMM的底层逻辑是“没有衡量就没有管理”，整合了公益慈善等领域的评估工具，旨在提高投资质量以最大化创造积极的社会和环境效益。

　　林奕谷指出，尽管影响力投资和IMM都有基础定义，但在实践中，因为不同机构对于“影响力”的理解和能够做到的程度各不相同，统一不同群体对“影响力”的认知是一个挑战。在比较公益评估和主要针对投资机构和商业企业的影响力评估时，林奕谷认为两者面临的挑战相似。

　　她提出了IMM面临的两大挑战：一是激励机制问题，即如何推动相关人群进行衡量和管理工作，特别是当这些工作短期内不一定显现对于促进财务价值的明显效果时；二是价值观和价值认同，即有些投资人和企业负责人不认同进行IMM工作的价值，认为只要他们的行为产生了显性的积极社会影响就足够了，无需额外的衡量和管理。

　　为了平衡成本和效果，林奕谷建议(社会价值)投资人可选择和企业业务指标直接相关的影响力指标进行衡量，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额外的衡量成本，同时提高衡量的效用。她也提醒，定义或标准制定需把握平衡，不能定得太宽泛，避免影响力漂洗，也不能让门槛太高，打击相关群体参与尝试的积极性。最后，林奕谷强调，投资人实践IMM时需和被投企业的发展阶段及领域相适配，帮助企业负责人保持解决社会或环境问题的初心。

　　活动最后，《中国慈善家》杂志社副社长、影响力慈善研究院院长王跃春代表杂志社和研究院感谢大家参与今天的沙龙，并分享了她的两点启发和收获。

　　首先，当前做慈善影响力的倡导，最重要的并不是推动评估报告数量的提升，而是推动意识的转变，其核心就是回到初心——关注公益慈善的目的以及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倡导影响力慈善给这个行业带来的最大价值可能就在于这一点：让从业人员、捐赠人、社会监管部门以及社会公众都能以问题为导向，更加关注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

　　其次，当前公益慈善领域面临的最大现实问题，是捐赠水平和规模相对较小，真正参与公益慈善的捐赠人群体非常有限。因此，倡导影响力慈善要与扩大捐赠规模、引导更多公众参与公益慈善有机结合起来，从源头上培养社会公众的捐赠习惯和现代慈善意识。只有把慈善的经济基础做大了，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撰文 | 鲍安琪

图片 | 燕飞

编辑 | 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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