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慈善力量办大学 | 慈善家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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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慈善研究院

中国慈善家 · 2024-11-19

　　编者按：

　　今年，影响力慈善研究院发布《慈善家办大学》专题案例研究报告，对中西方慈善力量办大学的历史沿革以及近代中国三个办学范例进行了梳理，并以社会力量办大学中的“基金会办大学”为研究对象，选择以企业家慈善捐赠为主要办学资金来源、以非营利性公益办学为目标、以基金会为办学主体的几所大学作为案例进行了研究。

　　该报告由曾晶担任课题组组长，曾晶、李洁执笔。恰逢新学年开启之际，从今天开始，该报告的综述部分将以推文形式分四期进行发布，本文为该系列第一期。本篇推文所呈案例报告为删减版，完整版报告有少量纸质版供专业人士登记领取，信息登记链接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东西方的不同道路——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

　　公元前387年，古希腊雅典，在纪念传说中的英雄阿卡德米的遗址上，哲学家柏拉图创建了一座学园，后人称之为“阿卡德米学园”或“柏拉图学园”。历史学家认为它是世界上最早设立的真正意义上的高等学府。十三年后，在东方中国齐鲁大地上的齐国都城临淄，齐国国君齐桓公设立了“稷下学宫”，史学家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研究院和高等学府。

　　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都是学者荟萃的高等大学堂和学术文化中心，创立了“大学”的基本职能：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培养高层次人才。

　　从教育方式上来进行比较，两所学校在知识的传授方式上都以研讨、对话为主，虽有师与生的名分，师生都有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的主导意识，“无官守，无言责”，能进行真正的研讨、质疑和对话。

　　两者的差异在于，柏拉图学园虽也有培养“哲人王”，实现“理想国”的乌托邦式政治目标，为周围的城邦提供建国立法咨询，但教育活动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传承、发展、传播柏拉图个人的学术理念，培育不同学科的人才。稷下学宫本质上是齐国统治者为实现本国政治目标，广揽人才而兴办的，政治色彩浓厚。

　　决定两所学校最终走向的根本差异在于“国立”与“私立”。稷下学宫虽接受一些私人的资助，但仍为齐国官办为主，齐国国亡政息，存续了150余年的稷下学宫随之泯灭于秦军的战火之中。私立的柏拉图学园少受政权更迭影响，由于不收学费，柏拉图后来将学园连同一片肥沃的土地作为遗赠留给其侄子，要求其将收益用于学园的门徒——此举被研究者视为现代大学基金会的滥觞。

　　由于传统农业宗法社会与希腊城邦社会的经济、政治基础都不相同，稷下学宫未引发战国诸侯的办学热潮。一方面，学宫追求自由思辨，包容异见，推崇以学术平等为基础的师生关系，积极以言说影响时政，以礼仪教化百姓——这是东西方大学精神的共通之处；另一方面，学宫所形成的重人文、轻科学、依附政治势力与统治阶级获取办学资源等特征，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注定中国大学与西方大学走上不同的道路。

　　中国历史上的民间力量办高等学府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由政府明令设置高等教育机制的创始时期，中央官学中最重要的是“太学”。唐代中央设“六学二馆”，初步形成了“经学、实科、职业三大教育系统”，并吸引了大量周边国家的留学生。宋代在重文轻武、提倡科举的风气之下，朝廷大力兴办官学，完善了太学的教育规章制度。

　　由民间士人主导建立和讲学的书院制度产生于唐代，在宋代战乱导致官学停滞之时，弥补了太学的缺失，发挥了讲学、藏书、供祀的功能，维护着民心道统与文化伦常。明朝建立之初，大力兴办官学，发展科举，“八股取士”必须通过官学的途径，书院教育凋零。

　　明中后期，朝廷政治腐败，官学腐化，治学水平下滑，许多士大夫设立书院或议政国事，或支持学术活动，书院再度兴盛。清朝建立后对私学的控制极为严格。

　　康雍时期政权稳固，文化上采用怀柔政策，一方面鼓励书院创设，另一方面严格监控，将其纳入官学体系，书院的经费来源、山长任免、学生管理都要受到当地官府的影响。但总体来说，书院的教育目标、教学内容已经严重脱离现实，与先进科学的距离更为遥远。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民间办学的空间很小，但不乏慈善办学的闪光。书院学堂多由文人或地方士绅创办和赞助，或利用私人财产设立供周边子弟免费上学，日常运作接受各种形式的捐赠，办学主要目标并非为了营利，而是强调教化和为科举做准备，一定程度上为弱势群体提供了受教育机会，为寒门子弟提供了社会上升通道。

　　西方宗教慈善在中国——教会大学的兴衰

　　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新的理念冲击着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旧式教育，政府、外国教会、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民间团体纷纷举办具有西方高等学府特征的学校学堂。

　　清政府允许外国人无须注册立案就可以在内地开设学堂，办学于是成为西方宗教团体积极推动的“曲线”传教之路，在前期大量兴办私塾、书院和中小学的基础上，十九世纪后期随着外国人在华特权的扩大，教会积极合并、升级原有学校，并兴建新的高等教育机构。

　　最早具有现代意义的教会大学是圣公会创办于1879年的上海圣约翰书院，1896年改组为当时上海唯一的高等学府——圣约翰大学，也是中国首个全英语授课大学，学生多为政商名流和教会成员的后代。

　　到二十世纪20年代，教会大学已具相当规模，分布华北、华南、华东、西南各地。1919年10月，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长沙雅礼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等十四所在华基督教教会大学在上海组建中国教会大学联合会，这些大学当时已分别设有文科课程，多数设有理科或工科。

　　教会大学的办校资金部分来自于学费，大部分由教会资助，土地、校舍和运营资金来自海内外各国的教会组织和捐赠人。从清末到北洋政府期间，教会学校自由生长，随着大革命的洗礼和反帝爱国民族情绪的高涨，民间要求收回教育主权的声浪越来越高。北洋政府在1925年12月公布了《外国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此后，教会大学里中国教授和管理人员的比例逐步上升，中国人的话语权越来越强。

　　日本侵华战争对教会大学造成了严重冲击，学生锐减，学校被迫随军民流亡，迁往云贵川等大后方。新中国成立后，教会大学成为历史。朝鲜战争的爆发又进一步激发反美情绪，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长马叙伦贯彻最高指示，表示“要研究中国参考苏联，不再允许外国在中国境内办学”。1951年1月，政府颁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的指示》，要求各教会大学与国外教会脱离关系。1952年，各大高校院系大调整，私立大学全部改为公立，教会大学悉数被解散、拆分、撤并。

　　回望历史，尽管这些大学的举办方为外国教会、传教士和信徒，办学的最初动机是传播教义，扩大影响，但举办方从购买土地到维持运营完全依靠个人捐资和来自海外企业、慈善家、合作院校、进步团体以及普通民众的慈善捐赠，在当时极大地填补了高等教育投入的不足。教会大学直接引进当时西方先进的办学模式，从学科设置、教学规划到大学管理制度，都为中国人自办大学提供了示范。教会大学为中国近代大学的学科建设打下了第一块地基。

　　慈善家办大学的影响力特征

　　一、填补高等教育空白并着力解决紧迫的公共问题

　　二十世纪初战火纷飞、社会动荡之际，民间慈善力量办大学却一往无前，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迫切需要掌握新知识、新技术的人才和产业工人。国家积贫积弱、国立高校捉襟见肘，只能依靠社会力量兴办更多学校，满足社会需求。

　　这个时期的民办大学，在数量、专业类别和地域分布上都填补了高等教育的空白。而以慈善家为代表的办学者，着眼于解决高等教育系统性问题，他们通常不只办一所大学，而是兴建从幼小、初高中到职业专科、大学，提供全人教育的系列学校，积极提倡和推动女子入学，致力于解决教育不平等的问题。

　　二、有效集聚社会资金办大学，实现财富的长久传承

　　慈善家办大学的基础是找“钱”，大学创办人无论富商、政要或学者，自己先捐出启动资金，再四处求人化缘。在政局不稳、战乱不断的二十世纪上半叶，企业家和军政要员的工厂产业、豪宅花园屡屡毁于战火，货币和有价证券不断贬值，国民党溃败之前，民间大量资产被贱卖转移。慈善家们捐赠的大学楼群、图书馆、设备图书却大多得以长久留存，捐赠者及其家族也在校史中留下了光彩的记录。

　　举办者将分散的社会资金集中办大学，以意义深远的方式有效传承了个人和家族遗产——财富得之于民，用之于民，最终归还于国家和社会。

　　三、培养高质量的毕业生服务和改造社会

　　大学的核心功能是育人，慈善家所办大学的人才培养不能仅以数量和社会地位加以衡量，还要以学生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来进行评价。

　　首先，慈善家所办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更与时俱进，能紧随区域工农业、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节奏，以应用型为导向，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形式。其次，相比国立大学，所有私立大学更加“学生中心化”，学校规模相对较小，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化栽培。第三，大学能有机结合举办人、校董企业以及资助方的需求，设计产学融合的学科专业，提供丰富实验实训场所，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学以致用，解决难题。

　　四、卓越的学术领袖引领学术潮流，创建学科体系

　　慈善家所办大学，资金由私人和社会捐赠，拿政府的钱少，政府干预相对较小，教授们从事学术活动较少顾忌。大学办学氛围相对自由独立，管理方式和文化效仿西方，重视学术治校，研究偏应用型，成果能直接服务社会，这些特点尤其吸引了更多学成归国的海外博士和学者，他们后来大多成为新中国科教文卫事业的顶梁柱。

　　这些大学善于发现社会的用人需求，快速灵活地创办对口专业，也舍得以重金供养看似“无用”的基础学科，文史哲学科普遍水准很高，包容各种学派，引领前卫思潮。慈善家所办大学开创、建设了诸多学科，在之后大学、专业的拆分合并当中，这些学科的教师、毕业生播散到各处，继续开花结果，发展成今天蔚为大观的学科群。

　　五、大学精神与校园文化源远流长

　　中国高教学会瞿振元会长曾说：“‘兴学强国’是中国高等教育与生俱来的历史责任和追求，是继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提出‘人才培养’、德国洪堡大学提出‘科学研究’之后，大学功能在中国的拓展与完善，彰显了中国大学的精神特质�！痹凇靶搜抗钡墓餐竦咨拢判愕拇笱擅恳欢问贝竦木�，形成新的文化内涵。

　　慈善家办大学留下的另一笔巨大的文化财产是大学建筑。它们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承载着学校价值观与传统，是学生和校友身份认同的重要元素，也是校园所处的社区、城市对大学最直观的认知和情感链接。

　　虽然办学经费捉襟见肘，慈善家们却都不吝惜在校园建筑上精益求精，质量上严格把关，在建筑风格、校舍布局和装饰上无不精心设计，展示学校的个性和氛围。无论校园最终归于大学还是转作他用，这些建筑永远都在向人们传递着创校者的文化底蕴和信仰追求。

编辑｜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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